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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已经相继开设了大数据课程。

由于从仅局限于医患双方的医疗矛盾的初始状态开始，逐步有不同类型的第三方主体甚至社会公众作为问题元素加入，致使自身构成要素呈现愈加复杂的现实性状况，法治问题就被嵌套进这种复杂关系中，而不可能在前或更前的自身存在状态中被定性或解决。[10]恩迪科特：《法律中的模糊性》，程朝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71页。

择取过程是一个主观价值判断的过程，就此分离或呈现出来的任何法治问题都是对真实的、本源的那个法治问题进行扭曲的结果，一个有偏的部分。这就是所谓法治问题的有偏性特点。在他看来，这五个问题是在价值无涉的情形下，当代法治问题的一种系统表达。我们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它与其所面对的法治问题的性质和特征之间不断契合的动态的有机过程。(3)法律社会制度不确定性。

而在2015年11月1日之后，它将主要由刑法调整，更倾向于被视为一个刑事法律问题。除此之外，法治问题的不确定性也包括由社会外部条件、自然因素、人的认知结构的变异性和语言的模糊性等所产生出来的种种不确定性。[75]对于司法如何理性地吸收民意，宋旭光做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性探讨，参见宋旭光：依法裁判与民意诉求——基于弹性法律秩序的方法论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53-55页。

在其新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已经明确主张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苏永钦对法律解释的社会影响的考量。套用陈柏峰的话来说，面对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仅仅从法条出发进行法教义学的解释远远不够，需要结合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权衡……[43]与此相应，在司法裁判中，除了依法律规则的后果考量(法教义学的)外，更重要的是基于道德的后果考量、基于经济的后果考量、基于公共政策的后果考量以及基于其他后果的考量，等等。张志铭：法院如何面对媒体报道，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7月29日。[36]参见注[35]，第9-11页。

换言之，所谓司法思维和大众思维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法教义学方法和社科法学方法的各自展开，即所谓一阶理由和二阶理由的对抗，大众一般不具有规范思维，但是能(有意无意地)进行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心理学等一阶理由方面的考虑。正如柏拉图(Plato)所指出的，正义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东西，我们不仅因为它本身的缘故，而且因为它造成的结果，我们才选择拥有它。

社科法学的土壤本质上还是存在于时代需要和社会需求之中。司法的最终正当性在于民意，[65]某些司法裁判的结果被认为不正义，首先会通过民意表现出来，例如彭宇案许霆案等。但是，具体而言，在疑难案件中，各种后果主义方法如何在通盘考量中展开呢？前已叙及，通盘考量需要法官具有超能力，它要求法官能够掌握并运用多种社科法学方法，而且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4}杨知文：基于后果评价的法律适用方法，《现代法学》2014年第4期。

在大众和专业人士的争论过程中，通盘考量的过程得以展现并完成。我们甚至可以说，就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所谓疑难案件通常是指那些受舆论和民意关注较大的、争议较多的案件。如此一来，涉诉舆论岂能遭到忽视？ 至于舆论隐含着社会情绪的问题，无论是四川泸州二奶继承案和彭宇案中舆论对道德现实的不满，还是邓玉娇案、我爸是李刚案、杨佳案中舆论对官员作风的不满，抑或杭州飙车案、药家鑫案中舆论对富人行为的不满，又或许霆案、天价过路费案和李昌奎案中舆论对司法公正的不满，[73]这些确实包含着社会情绪，但这些社会情绪不是正当的吗？不是应当由司法裁判来作出回应和缓解吗？周安平认为，在这些案件所遭遇的舆论当中，除了在李昌奎案中是司法问题外，在其他九个案件中都是司法外的社会问题，司法并不负有责任。[7] 据此，法律认识的任务可被界定为根据法律规范作出对案件事实的判断。

他将司法裁判分为法条至上、原则裁判与后果裁量等三个领域，其中，法条至上领域对应的是严格遵循字面解释就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判决的领域。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特别是法律是不是规范，时至今日仍然聚讼纷纭。

最后一部分从解释学立场重构后果主义方法与法教义学方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各自地位与地盘。而一旦立法层面存在问题，我们需要从立法之外的其他途径获取民意时，最具可能性的途径也只能从舆论中获得。

第二，执行衡量的可错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我们愿意，法教义学的解释技术总能为我们找到相应的原则。[24]在我国，后果主义和法教义学的这种争论，实际上早就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统一问题的形式得到展开。然而，问题同样在于：倘若诸社会效果必须要加以考虑，那么法教义学的解释技术又能够做什么？反过来，当我们带着诸多法条之外的社会效果、目的等来解释法条时，法条本身还重要吗？一种既外在又内在的论证和推理方式，在笔者看来是无法想象的。按照上述思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效果，因为倘若社会效果没有客观性，那么我们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否认存在所谓社会效果。［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页。

然而，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本文所称法教义学的后果难题，是指法教义学产生的规范后果有时不为大家所认可、被认为不公正。

刘涛：法教义学危机？——系统理论的解读，《法学家》2016年第5期，第160-174页。[79]参见李学尧、葛岩、何俊涛：认知流畅度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48-162页。

一方面是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法条主义批评，指出一些法官判决之所以有问题的原因在于其使用法条僵化，法律解释、推理和论证能力不足。行为的后果这一概念是这一理论最重要的部分。

[73]参见注[69]，第163-166页。有学者将这类案件称为公共案件。至于将矫正正义、常识、公共利益和法律上的便利等作为评价标准，其问题在于，如果这些都在法律规则辐射的后果范围内，那么无论是从后果考虑，还是从前提演绎，又有何区别？法律规则有可能包含一种或几种可欲的后果，无论是从后果出发，还是从前提出发，这些后果都会被慎重考虑。法教义学方法虽然可能带来后果问题，但是它既能合理化裁判过程，又能避免通盘考量。

孙笑侠认为以法教义学为特征的法律人思维非常重要和有价值，而苏力则对此持有否定态度，他更欣赏通过社科法学的方式获得可接受的判决结果。许多人服了，包括贺卫方教授，但还有人不服。

依法裁判 经过了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才发现2006年的彭宇案对我国司法裁判的影响之深远：2018年1月下旬，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电梯劝烟猝死案进行二审后改判杨某无责，该案判决书明确指出司法裁判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和鼓励，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参见任强：司法方法在裁判中的运用——法条至上、原则裁量与后果权衡，《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21-142页。

[56]关于疑难案件之界定的梳理，参见孙海波：疑难案件的法哲学争议——一种思想关系的视角，《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第46-54页。[76] 笔者认为，对于疑难案件通盘考量的展开，可以此为雏形，建构一个后果主义适用的模型。

[69]显然，为了捍卫本文所主张的上述可靠性，需要对舆论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论证，而这也符合解释学的一贯立场。如此，一旦后果主义盛行，规则主义、法教义学的进路将如何自处？当法律人习惯性地从规则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可能要反思为什么要重视规则，我们如何应对后果对规则的挑战？规则和后果主张是不是难以兼容，或者它们将以何种方式共存？此外，当我们采取一种后果主义的裁判立场时，后果如何率先获得以引导整个裁判？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虑，本文分为三个部分予以探讨：第一部分分析规则主义、法教义学方法的价值是什么，它何以会产生后果难题。[70]就法律而言，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了通过民主立法确定、采纳民意之外，剩下的手段恐怕主要就是求诸舆论了。特别是在重大、轰动、疑难案件中，法官一定会先考虑法律后果。

[21]参见注[10]，第104页。[8]将依法裁判等同于依(法律)规则裁判，正是法条主义、规范主义和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

历史的多面、复杂性使得体系统一的任务成为法学家的责任。例如，在对许霆案的分析中，陈瑞华、贺卫方、高艳东、赵秉志等学者的论述重点在于证明，许霆案的判决结果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法官没有正确地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

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通过解释学立场来获得区分一般案件与疑难案件领域的可能性，从而为一阶/二阶裁判理由寻找到各自的地盘，为后果主义方法在裁判领域中找到定位。[16]车浩选择了一个更聪明的做法，他利用解释学在非法持有枪支罪中的非法上面展开论证，即如果天津老太赵春华持有的是真枪，是不是就一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28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枪支？他认为非法之法不是指某项具体的法律法规，而是指整个法秩序，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很多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绝对的侵害性质和危险性，难以轻易地被语言类型化。